楚辞产生的时代、特点及与《诗经》之不同战国之世诸子并起散文的

楚辞产生的时代、特点及与《诗经》之不同

战国之世，诸子并起。散文的发达，登峰造极。封建社会，已开始崩溃，礼乐废失，各国互相征伐。政治着重了军事外交。学术文学由王宫以及各国的大夫世家，转到私人手里，聚徒讲学读书，渐渐普遍于士夫。用于诸侯，则为卿相，不用则失意著书。儒家拥护礼乐的传统，习诗，习礼，订乐，修史，谈仁义。道家探自然的本源，主清静无为，自然逍遥，齐生死大小得丧祸福，攻击礼教，灭弃智慧，倡出世的哲学。墨家提倡节用爱人，反侵略，重防御。名家分析名理，精论辩。法家论法治。阴阳家说阴阳。纵横家驰骋外交。其时书策众多，刻意诵读，以干利禄，求用世，探真理。从春秋到战国，由诗教入于论辩，哲学发达，而诗乐废失了。

独有楚国屈原、宋玉等偏有长诗的创造，吐万丈光芒，光辉灿烂，以补这一时代的缺憾。在诗史上，由《诗经》时代，转入“楚辞”时代，为一大转变。以后汉代的词赋大盛，不过是“楚辞”的继承者而已。

然而屈原这一派文学，也像诸子一样，是师徒相继，自成一家之言的。那些作家都是失意的，是失意的文人。“楚辞”中牢骚最多，多说穷愁，如《离骚》《九辩》可为代表。《诗经》中也有不少贤士在下位的牢骚语，“楚辞”中特别扩大。而且到“楚辞”文学起来，楚国也快要到亡国的时候了。《哀郢》一篇特别述国破家亡流离转徙之苦，是为现实派的诗歌。李白《古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正说明了这一段史实。

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80）是楚怀王顷襄王时代的人。宋玉、唐勒、景差等皆楚人，而是同于屈原的词赋家，据说是他的学生，但也未必是嫡亲的师徒。他们的作品，到西汉时称为“楚辞”，称为“赋”。《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悦之”。又《汉书·王褒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可见武、宣之世，已有“楚辞”的名称，而且看作一门学问。当时楚辞专家很多，多数是南方人，或者北人而曾学南派学者的。“楚辞”里面有些特殊的语言，是楚国人的，也充满了南方的道家神仙思想，也有楚国的风俗习尚，例如巫风淫祀，同周人的诗书礼乐大不相同。西汉帝王文人喜欢“楚辞”，一半是儒学以外好奇的癖尚，以为文学消遣，一半是原来的家乡诗歌调。

我所谓“楚辞”，系包括楚民族诗歌之全体，不单指王逸《楚辞章句》内屈宋之作，而王逸书中屈宋以后之著作，如贾谊、庄忌、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等两汉人之拟作则皆不包括在内。“楚辞”之名虽始见于《汉书》之《朱买臣传》《王褒传》，但今日所传此总集乃是后汉王逸所定，最早为刘向所编，题“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王逸《离骚·后序》云：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今本十七卷，逸以己作《九思》附益之也。

屈原为“楚辞”之大作家，亦为中国文学史大诗人之一。但非凭空出此大诗人，渊源所自，楚民族在屈原以前已有与屈作同体裁之诗歌。《吕氏春秋·音初篇》：“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兮”为楚民族诗歌之特征。《诗经》中《周南》《召南》乃是楚风。《周南》的《螽斯》中的“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周南·麟之趾》中的“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召南·摽有梅》中的“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此外，《论语·微子》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孟子·离娄上》中孺子沧浪之曲：“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皆楚辞也。刘向《说苑》中有一首《越人歌》，翻为楚辞最美：“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与王子同舟。”

楚辞也称为赋，《汉书·艺文志》录：

屈原赋二十五篇，注云“楚怀王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