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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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

前言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元杂剧是在宋金杂剧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新的戏曲形式，它的诞生为中国古代文艺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它的原创性与独特性则使其成为了一代文学的代表。在诸多元代杂剧精品中，最受欢迎、影响也最大的当推《西厢记》。贾仲明【凌波仙】吊曲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陈继儒赞之为“千古第一神物”；李卓吾目之为“化工之作”；金圣叹将之列为“古往今来六大才子书”之一，并评之为“世间妙文”。赵景深先生在《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中，又将《西厢记》与《红楼梦》一起誉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共有五本。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向来有多种说法，影响较大的有：王实甫作、关汉卿作、关汉卿作王实甫续、王实甫作关汉卿续。持“关作王续”或“王作关续”论点的学者又往往认为，《西厢记》原剧完结于四本三折“长亭送别”或四本四折“草桥惊梦”，其后的部分乃是续作。明代王骥德曾驳之说：“《卮言》又谓：‘或言至“邮亭梦”止，或言至“碧云天”止。’则不知元剧体必四折，记中明列五大折，折必四套，‘碧云天’断属第四折四套之一无疑。又，实甫之记本始董解元，董词终郑恒触阶，而实甫顾阙之以待汉卿之补？所不可解耳。”《西厢记》作者为王实甫的说法出现最早，且非一人之闻见；其他说法相对晚出，又均无法提供推翻“王作说”的证据；“五剧”之说向已有之，第五本的某些情节也是承继早前的《董西厢》而来。因此，《西厢记》共计五本且作者是王实甫的说法相对可信。

《西厢记》故事最早见于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文中的张生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无行文人，他骗取了崔莺莺的爱情又抛弃了她另娶高门。宋代秦观、毛滂都有【调笑转踏】咏莺莺，秦观只写到西厢幽会，毛滂则写到分离寄恨。同为宋人的赵令畤以莺莺故事为蓝本，改编创作了可以演唱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极大地推动了故事的传播。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出现，使《西厢》故事有了新的突破：矛盾冲突的性质变成了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为多情才子，莺莺具有了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张生私奔团圆作结。及至元代，经过王实甫的天才创造，才“令前无作者，后掩来哲，遂擅千古绝调。自王公贵人，逮闺秀里孺，世无不知有所谓《西厢记》者。”《西厢记》描写了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宗法卫道者，同以崔莺莺、张珙、红娘为代表的礼教叛逆者之间的冲突，旗帜鲜明地高擎起“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婚恋理想。王实甫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峰回路转的结构安排，绮丽当行的语言艺术，也为它赢得了历代读者的褒赏。王骥德说：“《西厢》妙处，不当以字句求之。其联络顾盼，斐亹映发，如长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王思任《合评北西厢序》说：“其描摹崔张情事，绝处逢生，无中造有。本一俚语，经之即韵；本一常境，经之即奇；本一冷情，经之即热。人人靡不脍炙之而尸祝之，良由词与事各擅其奇，故传之世者永久不绝。”《西厢记》是登峰造极的北曲压卷之作，更是一座辉煌的艺术殿堂，只要一走进去就会流连忘返。

《西厢记》的刊本众多，今存明代刊本八十种左右，清代刊本、钞本一百余种。本书所录原文以《凌濛初鉴定西厢记》暖红室刻本为底本，以弘治间《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北京岳氏刻本、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刘龙田刻本、《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等明刊本及《毛西河论定西厢记》等清刊本参校。注释据张燕瑾校注本《西厢记》而有所删改。每折之末，附骥简要点评，以与读者共赏奇文之妙趣。注释及短评中征引的出处，除上述诸本外，又有明万历间王世贞、李卓吾合评《元本出相北西厢记》起凤馆刻本、陈继儒《陈眉公批评西厢记释义字音》、《闵遇五六幻西厢记五剧笺疑》、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及王季思先生校注本《西厢记》等。注释径书某曰，不注书名；短评中或引他家之论，不在上列者则并附其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