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1)，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强而治矣。君一置其仪(2)，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3)。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厚财博惠以私亲于民者，正经而自正矣(4)……圣王既殁，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5)，以为国本，则大臣之赘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6)。君不能审立其法，以为下制，则百姓之立私理而径于利者必众矣。

(1)假：假托，指将授予爵禄的权力假托于人。

(2)一置其仪：一，即统一集中。仪，指仪法，法度。

(3)倍：通“背”。

(4)正经：即整顿国家常法。经，指常规，常法。

(5)立君之道：指树立君主权威。立，即树立。

(6)赘：同“缀”，连缀，指拉拢。

法制不容疑议，民众就不敢相互营私；刑杀不容宽赦，民众就不敢苟且为善；爵禄的授予不假于人，臣下就不会作乱犯上。这三者如果实施于官府而成为法律，推行到全国民众而成为风俗，其他事情不用太费力就可以治理国家了。君主统一立法，百官就遵纪守法；君上公开表明制度，臣下就能领会其分寸。如果君主立法不能统一，臣下违反法律而徇私的行为就会多起来。从而人人都行其私心，废弃君上的法制而宣扬道听途说的东西。所以，百姓与官方各有法律，大臣与君主争权，国家的危机必然自此产生了。从前，圣王治理民众不是这样，对于废弃君上法制的，一定让他蒙受耻辱（给予惩处）；这样也就纠正了那种用丰厚钱财和较大的恩惠来收揽民心的行为。圣王既死，后代君主就差多了。作为统治者却不懂得为君之道，不懂得以此作为立国的根本，所以大臣们拉拢下级、收买人心的现象就多了。作为君主不能审定立法的，并以此为臣下的示范，所以百姓自立私理而追求私利的自然就多了。

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1)。《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2)，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3)，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士以为己党，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成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