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定期集市。这类集市是商品交换过程中最原始的低级市场，大概来源于古代的“日中为市”。东晋、南朝到隋、唐文献记载中的草市，就是这类低级市场。宋代乡村定期集市有了较为广泛的发展。广大地区仍称这种集市为草市，两广称为墟市，还有的地方称为市、村市、山市、野市、子市、早市等。这些乡村集市都有固定的日期，如“岭南村墟聚落，间日会集裨贩，谓之虚市”。所谓市中的字，很可能是街字的异读。一说即疟疾，间日复发，市为间日一集。乡村集市是周围村落的农民、小工、小商买卖交换的场所，以自己的农副产品交换农具、日常用品之类，称为赶集或趁墟。在交易之后，一般四散回家，集市上没有居民。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不少乡村集市形成为新的居民点，汇集了行商坐贾，发展成为相当繁荣的贸易点，并上升为镇、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定期的乡村集市构成为商业网。宋政府对乡村集市的发展，不加干预，有时还予以提倡。如熙宁十年()，政府许可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边境居民“兴置草市，招集人户住坐作业”，使杂居的蕃汉人民购置生产、生活用品得到方便。除岭南墟市宋初一度不征商税之外，广大乡村集市都征收商税。但这些集市的商税被当地富豪“买扑”承包。在全国商税中，乡村集市的商税占有一定比重。

明清是乡村集市发展、繁荣时期。除岭南地区仍称为“墟市”外，其他地区多称为“市”或“集”。江南地区乡村集市的发展达到了相当可观的规模。弘治间，上海县有十一个市。市的所在地的居民多数在一百户至三百户之间，个别的市有五百户至一千户。除了商品生产及交易外，茶肆酒楼也大量出现，市镇生活的寄生性日渐增大。市之较大且繁荣者，往往不在镇之下。吴县月城市，因地处阊门内，成为“各省商贾所集之处”。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市渐渐向专业化转变，吴江县库江市，“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某些市还发展为镇，以丝织业著名的盛泽镇，明初为一小村落，嘉靖间“始称为市”。明末清初，盛泽已成为吴江县第一大镇。这些分布广泛的市成为仅次于镇的地区性商业中心，并与镇一起初步构成区域性的市镇体系。岭南地区的墟市出现了一些“逐日市”和专业化的墟市。北方地区则以定期集市为主，其繁华程度逊于江南。清代以后，尽管某些市衰落，但总的趋势是仍在发展。

质库

中国古代进行押物放款收息的商铺。亦称质舍、解库、解典铺、解典库等。即后来典当的前身。在南朝时僧寺经营的质库已见于文献记载。唐宋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质库亦随之发达。富商大贾、官府、军队、寺院、大地主纷纷经营这种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同时还从事信用放款。明代质库的经营者多为徽商，他们遍及许多城市，“每以质库居积自润”。明嘉靖间，礼部尚书董某“富冠三吴”，除田产外，“有质舍百余处，名以大商主之，岁得子钱数百万”。送人质库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钱货外，有时甚至还包括奴婢、牛马等。普通劳动人民则多以生活用品作抵押。质库放款时期限很短，利息甚高，往往任意压低质物的价格，借款如到期不能偿还，则没收质物，因此经常导致许多人家破产。

邸店

唐代以后供客商堆货、交易、寓居的行栈的旧称。亦称“邸舍”、“邸阁”、“邸肆”、“邸铺”、“塌坊”、“塌房”。“邸”原是指堆放货物的货栈，“店”原是指沽卖货物的场所，东晋、南朝至唐初两者是有所区分的。但南朝时已有邸店联称。唐初以后，邸店除堆放货物外，也兼住商客。商客带着货物住进邸店后，邸店主人与牙人为商客作中间人，将货物卖出，或再购买货物。这样邸店又发展为客商交易的场所，具有仓库、旅舍、商店多种性质。邸店收取邸值(栈租)。由于获利丰厚，唐中期以后，贵族官僚和寺观也纷纷开设邸店，于是邸店大量涌现，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的市场四周，少的有百余处，多者达三四百处。唐中叶以后，郊外乡村也出现有邸店。有些节度使甚至在关隘要道设邸店，强征行商商税。随着商业的发展，宋代许多城市都有邸店，南宋临安邸店大为兴盛。明代，政府曾将邸店官营，于两京设立塌坊。以后，塌坊渐入勋戚、权贵之手。

市舶司

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唐玄宗开元间(～)，广州即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

宋北宋开宝四年()设市舶司于广州，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陆续于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设立市舶司。除广州市舶司外，其余几处在政和二年()前曾一度被停废。三年，宋政府在秀州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设市舶务。南宋建炎二年()复置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从此，又恢复了两浙、福建、广南东路三处市舶司并存的局面。乾道二年()，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北宋中期以前，各处市舶机构皆称为市舶司。北宋末大观元年()始将各处管理外贸的机构改称“提举市舶司”，而将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称市舶务。南宋前期，两浙、福建、广南东路的市舶司通称“三路市舶司”或“三路市舶”。罢两浙路市舶司后，原属两浙路市舶司各港口市舶机构只称“场”或“务”，福建、广南东路市舶司设在泉州、广州，下设场、务。